“政府法定职责会‘过期作废吗？”——一纸“超期”答复背后的法律困境

导读：“难道就因为期限过了，政府就可以不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了吗？”王先生的声音里充满了不解与愤懑。面对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区政府以“超出安置方案征收期限”为由拒绝补偿的答复，他的疑问直指一个核心法律命题：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，是否会因时间的推移而自然“过期作废”？

拆迁律师斩钉截铁地回应：“当然不可能！”这简短有力的回答，揭开了王先生六年艰难维权历程的序幕，也叩问着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。

1、六年悬案：被“期限”阻隔的补偿之路

2016年8月25日，一纸《房屋征收决定》改变了王先生的生活。他在海拉尔区合法拥有的房屋及院落被纳入征收范围。房屋所有权证、国有土地使用证、营业执照——所有证明其合法权利与经营活动的文件一应俱全。征收决定公告后，王先生却陷入漫长的等待。

六年时光流逝，直至2022年，他始终未收到海拉尔区政府作出的安置补偿决定。面对权利悬空，王先生多次向区政府邮寄《补偿安置申请书》，试图唤醒沉睡的行政职责。2022年8月22日，区政府的答复如同一盆冷水：“已超过安置补偿方案中的征收时间，故不予补偿。”

法律依据的缺失与“超期”借口的苍白，让王先生毅然走向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。而区政府在法庭上的辩词，更将“期限论”推向极致：“征收工作已完成，且原告申请超过《安置补偿方案》规定时间，应予驳回。”

法院最终采纳了这一逻辑，以“超出安置补偿方案的征收时间”为由，判决驳回王先生的诉讼请求。

程序时限真的能够吞噬实体权利吗？这场败诉，将行政职责的持续性命题推至风口浪尖。

2、职责透视：安置补偿——无法回避的法定重担

要厘清政府职责是否“过期”，首先需审视其法定源头：

权责法定：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，市、县级政府对本区域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负有直接责任。征收决定的作出者，天然是补偿义务的承担者。

职责触发：该条例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，若签约期内未达成协议（如本案），房屋征收部门必须报请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并公告。

这绝非自由裁量权，而是法律设定的强制性义务。

在海拉尔区政府的答辩中，一个关键矛盾暴露无遗——其声称征收“已完成”，却又以“超期”拒绝对未补偿户履行义务。

征收进度的“完成”与法定补偿职责的“履行完毕”存在本质区别。 只要王先生未获合法补偿，政府的核心职责在法律上就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。

3、“持续状态”：击碎“过期论”的法律利剑

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：区政府超过《安置补偿方案》自设期限未履职，是否意味着王先生就此丧失诉权？

行政不作为的持续性特征：区政府自2016年征收决定后始终未对王先生作出补偿决定，此状态如未愈合的伤口，持续侵害其权益。

起诉期限的法定起算点：最高人民法院《行诉解释》第六十六条规定，对行政机关不履职提起诉讼，应自其“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”提出。

关键在于：若行政机关从未明确履职期限，或未告知诉权，如何确定“届满之日”？

拆迁律师指出，当行政不作为呈现持续状态时，侵害事实在行为终止前始终存续。王先生2022年的申请正是对持续侵权状态的抗争，而非新履职期限的起点。因此，其起诉完全在法定时效之内。

4、司法警示：再审曙光与“超期”裁判的误区

王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。司法实践中，类似案件常在一二审因“超期”理由败诉，却在最高法院再审中迎来逆转：“未履行补偿职责状态一直持续，原告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。”—— 最高法院在多起同类再审案件中的核心观点

海拉尔区法院的判决存在双重误区：

事实认定偏差：将《安置补偿方案》中的工作期限等同于法定职责履行期限，混淆了行政效率要求与法律义务边界。

法律适用错误：忽视行政不作为的持续性法律特征，错误适用起诉期限规定，变相豁免了政府的法定职责。

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，但更不容忍职责上的沉睡者。当公民因信赖政府而等待，反被“超期”理由拒之门外，这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伤害，更是对行政诚信的侵蚀。

5、依法行政：职责永不“过期”的法治基石

海拉尔区政府以“期限已过”推脱补偿责任，暴露的是对权力本源的认知偏差。《安置补偿方案》中的时间节点是行政管理的抓手，而非切断法律义务的铡刀。法定职责源于法律授权，其存续由法律决定，不因内部计划时限而消弭。

王先生案揭示的深层警示在于：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背后，对每一户权利的尊重与保障才是法治文明的真正刻度。当政府以“超期”为由将公民拒之门外，其抵销的不仅是补偿款，更是公众对行政系统的信赖根基。

目前，王先生仍可依法上诉。此案终将走向何方尚未可知，但其提出的命题已振聋发聩：

在法治政府的框架下，没有任何一项目标可以压倒对个体权利的保障，没有一个“期限”能成为法定职责失效的免责牌。因为当职责被时间“赦免”，法治便失去了锚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