达不成补偿协议就能置之不理？征收方法定职责不容推卸！

导读：2021年，某县道路片区改造项目启动，刘女士的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。因补偿标准远低于市场价值，她与其他7户居民均拒绝签署安置补偿协议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其余7户陆续妥协签约，唯独刘女士因房屋面积大、补偿差距悬殊而坚持维权。征收方未再与她协商，也未作出任何书面决定，将她的房屋“晾”在原地近三年。

面对项目动工在即、自家房屋却悬而未决的困境，刘女士陷入两难：搬离恐丧失维权基础，留守又面临断水断电风险。

1、征收僵局的形成与行政不作为的实质

当刘女士于2024年1月18日通过EMS向县政府递交《征收补偿申请书》时，她未曾料到这份盖着红章的文书会石沉大海。

县政府虽在1月22日签收文件，却长达四个月未作任何答复。直至5月21日刘女士启动行政复议程序后，一纸姗姗来迟的答复才勉强出炉。征收方的辩解充满推诿：将责任归咎于刘女士“不配合征收”，并声称“若认可当初协议可启动补偿”。

这种说辞刻意回避了核心问题——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二十六条，当签约期限内达不成协议时，市县级政府必须依法作出补偿决定，而非放任不管。

更令人忧心的是，此类不作为非孤例。

山西54户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十年后仍未见分文补偿，当地政府甚至以“未查询到相关事项”搪塞；河北高邑县政府在签收履职申请后超期未回复，直至复议期间才委托镇政府仓促答复。

这些案件揭示了一个共同点：征收方将协商不成视为免责理由，使被征收人陷入“程序空转”的深渊。

2、法律框架下的征收方义务链条

征收补偿绝非“恩赐”，而是法律设定的刚性职责。其义务链条包含三个关键环节：

启动征收的决策义务：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八条明确规定，市县级政府是作出征收决定的唯一主体，这意味着其对“是否征收、如何征收”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责。

僵局破冰的裁决义务：当协商陷入僵局时，地方政府必须依据《条例》第二十六条及时作出书面补偿决定，载明补偿方式、金额、安置房信息等核心条款，并依法公告。本案县政府以“项目进度”为由拒不作决定，实质是怠于履行法定裁断职能。

救济途径的告知义务：根据《行政复议法》及《行政诉讼法》，征收方在作出补偿决定时，必须明确告知被征收人申请复议或起诉的权利及时限。刘女士案中，县政府连基本答复都未提供，更遑论救济权告知，彻底剥夺其程序自卫能力。

征收方企图以“委托镇政府处理”免责的套路，已被司法实践否定。

在高邑县征地复议案中，行政复议机关明确指出：“征收土地及补偿安置的责任主体是县级以上政府”，所谓“具体事务由镇政府负责”不能免除其法定主体责任。

3、破局之道：行政复议的监督利剑

面对行政不作为，行政复议成为打破僵局的关键武器。刘女士案揭示出复议程序的三重价值：

2024年5月，刘女士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，主张县政府未履行补偿安置职责违法。复议机关经审查后作出重磅裁定：

确认行政不作为违法：依据《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六条，认定县政府超过法定期限未答复属程序违法；

设定履职最后通牒：责令县政府60日内作出是否征收、如何补偿的书面决定，并将结果30日内报告复议机关；

建立执行监督机制：通过期限限定和结果报告制度，防止“纸面履行”。

此案与洛阳杨某某案形成鲜明对照：当被征收人提起复议后，洛阳复议机关同样认定管委会未答复行为违法，并责令限期处理。这证明行政复议已成为遏制征收惰政的标准化救济通道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复议程序可能激活补偿标准的动态调整。

在高邑县案中，被征地农民通过复议主张应按2023年新区片地价补偿（81，000元/亩），而非2011年旧标准（37，000元/亩），尽管该案因已分期支付未支持新标准，但开辟了补偿标准更新的论证空间。

4、征收补偿的法治化路径

此案暴露的深层症结在于：当征收方将补偿协商视为“施舍”而非法律义务时，被征收人必然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。

破解之道在于夯实程序刚性约束：在方案制定阶段，严格落实《条例》第十条要求，将补偿方案公示征求意见不少于30日，并修改拒不采纳意见的情况说明；在签约阶段，杜绝“株连式拆迁”或断水断电等逼签手段，保障意思表示真实；在僵局处理阶段，严格遵循“协商-决定-告知救济”流程，杜绝以冷处理代替决定。

当刘女士收到复议胜诉决定时，工地上最后一栋未拆的房屋在夕阳中投下长长的影子。这栋260平方米的房屋不仅是她的家，更成了检验行政法治的标尺——法律从不允许“达不成协议就放弃”的懒政，它要求公权力在每一个未签的协议背后，作出负责任的裁断。